2016-06-06 13:28:03 辽宁华图公考问答 http://ln.huatu.com/wenda/ 文章来源:互联网
“我那时候就是先结婚再恋爱。”一位姓张的北京阿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阿姨今年65岁,原籍河北,和当了兵的同乡丈夫来到北京定居。小女儿30岁了,医学硕士毕业,还没有结婚。
她和丈夫结婚时,不过是第三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这两家人隔着高速路,远远地相互看了看;一年半之后,丈夫到河北接兵,去她家里呆了20分钟。双方都觉得没什么大毛病,第三次见面便是丈夫回乡办了结婚。
直到小女儿出生后,她才确信自己与丈夫性格不合。她性格豪爽,大度泼辣;丈夫则谨小慎微,拖泥带水。2003年时,她借了七八家的钱,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总价36万。那时,丈夫很生气,责怪她折腾、败家,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去背上一身债。
去年,她将这套房卖出,一下挣了300万。旁人夸她有远见、有决断,丈夫却觉得丢了面子,不高兴。他反驳说,不卖那就不是钱。张阿姨生了气:“我要卖,我有;你要卖,你有吗?”
她不是没有想到离婚。然而,她担心在河北娘家抬不起头来,“如果春节前家里有个姑娘回来了,大年初一都不让她出门。有哥嫂或者弟媳的,妈妈在儿媳妇面前都没面子。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只能忍嘛!”
“生存文化是和 牺牲 、 容忍 等关键词联系到一起的。出现问题了,解决方法就是忍,退让到不能再退也要忍,只能活下去,但无法解决活得更好的问题。”卢悦说。“为了父母而结婚,为了孩子而不离婚”,是上一辈人的生活准则之一。
如今,张阿姨已下定决心离婚,但她的思虑仍旧细致。离婚只能在小女儿结婚之后——为了避免女儿因父母离婚而被未来的婆家挑剔。周日下午,她去中山公园相亲角,为女儿寻找缘分。
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访问了43位父母,年龄均介于50到70岁之间,大部分为上海本地人,大都经历过十年浩劫和上山下乡运动。
“这一代父母,人生太局促、太不由自主了。”孙沛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代父母童年时物质贫乏,读书时上山下乡,回城后难题种种,结婚时计划生育,中年后下岗分流。他们的人生,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个人意愿和自主选择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空间。
她对 62 宗访谈资料稍加分析,发现这个群体中很多人会率先下岗;之后难以再谋到一份足以保证自己和家庭成员体面生存的正当职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变动诚惶诚恐且难以应对。出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最终难以从改革中受益,而成为发展中被甩出的包袱。
如果没有下放,他们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孙沛东说,在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知青一代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层很明显。在相亲角的知青一代属于这二者中的中间阶层。那些命运多舛、境遇不佳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令这个群体对人生持有一种忧患意识。
“处在这个分层格局中的社会个体,业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经有过被耽误的学校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遭遇到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时刻警醒着生存的不易,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
他们几乎没有完整的、自我的人生。他们忙忙碌碌一辈子,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与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可能不会上网,不看美剧,更不会旅行。除了广场舞、下象棋、合唱一类,他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自觉已落后于这个时代,贫乏而局促。
知乎上一位名为苏耷水的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精神追求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唯一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就是毫不顾忌自己想法的为家庭付出一切。这付出包括养活家人,敬养父母,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立业。”
“面对 我 是谁?我想要怎样的人生?什么是 幸福 ,什么是 个人的价值 等等这些问题,从计划经济走来,身处市场转型时期的知青一代父母,有难言的困惑。”孙沛东说。受制于受教育程度、人生经历和当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一部分40后、50后父母对此至今缺乏清晰地考量。
界限不清的“责任”
“ 逼婚 ”这个词语的出现,其实是年轻人个体自主性增强的表现。父母只是唠叨,并没有真正把你绑起来,送到谁家里去。年轻人占强势一方,父母其实很弱势,只能敲边鼓、摆个摊,做劝说、服务性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一直以来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感主义模式,另一种是“门当户对”、搭帮过日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婚姻标准和目标并非一致,而且由于侧重点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或截然分离的。
在吴小英看来,对个体性、情感和自主空间的强调,以及平等意识的增强,是中国转型社会家庭观念变迁的两个主要特点。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压力却又崇尚个体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时代,结婚与否不再是人生应有之义,而是代表了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成为一个需要追问、思考、权衡和选择的个体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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